在1938年的战火中 如何从沦陷的北平抵达昆明?

腾讯大家 2018-11-22 18:44 原创

撰文/杨潇

徐蓓导演的系列纪录片《西南联大》

过去两个月,我正埋头写作一本关于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书。看完徐蓓的纪录片新作《西南联大》后,最先吸引我的是里面的音乐。我把未央歌(黄舒骏版本的,他更有名的歌曲大概是恋爱症候群)、The more we get together(英国童谣,西南联大外语系学生许渊冲和他的同学们唱着这首歌上了滇缅战场)、桑塔露西亚(那不勒斯民谣,在贵州西部深不见底的火牛洞里,闻一多和旅行团的同学们举着火把歌唱光明)统统下载到手机里,没事反复播放,就好像听了这些音乐,能离笔下那些80年前的人物更近似的。

我最喜欢的一首是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填词改编的《迢迢长路联合大学》,“It’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, it’s a long way to go; It’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, 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. Goodbye 圣经学院, farewell 韭菜园; it’s a long long way to 昆明城, but my heart is right there……”纪录片为这首歌重新编了曲并且请人演唱,如果今年春天徒步湘黔滇旅行团之路时有这个版本,我就不必反复听着It’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这首原版英国军歌了。

湘黔滇旅行团团员的统一着装:土黄色军服,绑腿,干粮袋,水壶,黑色棉大衣,油纸雨伞。

圣经学院和韭菜园是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所在地。我上一次听到有人唱这句“It’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”是在4月初的长沙。当时我在岳麓山下的中南大学拜访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。赵新那1923年出生于麻省剑桥,当时赵元任任教哈佛大学哲学系,住的房子位于沃克街27号——离我2013年访美期间租住的公寓相隔只有数十米,在阳台上就能望见——房子自然早已换了主人,可惜我当时并不知道,胡适、蒋梦麟、金岳霖都曾是那里的常客。

长沙是我旅行的起点,能在这里见到赵新那有某种象征意义:1938年4月28日,经过68天的跋涉,由5位教授,6位教师,近300位男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,15岁的赵新那就是手持花篮迎接的四位少女之一。如今那张照片上的许多人都已作古,赵新那也已经95岁了,但她仍然记得那首迢迢长路。有时候声音是最难以消磨的记忆。1939年赵元任一家离开昆明赴美,先在夏威夷停留了一段时间,16岁的赵新那在当地入学,她还记得历史老师给他们讲希特勒,模仿他说话的粗嗓子。那年9月,他们一家抵达纽约,同一天,德国入侵波兰,赵新那在新闻里听到了希特勒的广播发言,“根本不是粗嗓子,是尖嗓子”。

身着旗袍的献花小姐。左起:赵元任次女赵新那、章元善女儿章延和章斐

西南联大的一位研究者告诉我,对联大的研究,素来着重在昆明的八年,但对长沙临大的半年和由湘入滇的过程关注不够。自然,在昆明的八年本就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时间段,可我也在想,是不是我们的注意力本身有某种出厂设置,倾向于关注出发与抵达,起点和终点,倾向于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,而非在路上的“临时”?1938年2月19日是湘黔滇旅行团出发的日子,在长沙圣经学院的草坪上,团长黄师岳带领大家呼口号,在喊长沙临时大学万岁时,有人就注意到,从周围同学的表情看,大家对“临时”和“万岁”如何结合起来感到不能理解。喊完口号后,旅行团整队离开韭菜园,沿中山路前往湘江码头。

长沙临大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成员合影。右起毛应斗、吴征镒、曾昭抡、袁复礼、闻一多、黄钰生、许维遹、李继侗、郭海峰、李嘉言(缺王钟山)

美国作家保罗·索鲁曾经抱怨,为什么那么多旅行书,从一开头就把读者放到异国他乡,却不负责带领他前往。How did you get there?没错,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?当我面对“西南联大”这四个字时,问自己的正是这个问题,How did they get there?迢迢长路,他们是如何抵达(昆明)的?在赵元任改编的歌曲声中,我看到纪录片第二集中的几位主角闻一多、华罗庚、陈寅恪和郑天挺,在1938年以各自的方式穿越高山和大海(这并不是一句修辞)前往昆明,虽然对相关史实再熟悉不过,依然非常感动。

纪录片第二集《刚毅坚卓》中陈寅恪携妻带女奔赴昆明路线图

和之前的《大后方》一样,徐蓓的纪录片影像质地很好,还有一种精致的共时结构,每一集中的几个人物各自发展,偶尔交织,贯穿始终,每一集也几乎从1937讲到1945,彼此又能构成某种互文。我猜想,这是她进入历史的一种方式。看纪录片时,几个月前的徒步旅行历历在目。湘西的五里乡,旅行团当年遭遇匪情的地方,我在他们披衣起身坐以待旦的小溪边晒着走坏的脚趾。黔东南镇远到施秉之间,我离开国道,找到了抗战时期交通命脉之一的鹅翅膀桥,和盘旋于山间的老湘黔公路,如今那里只听得到鸟叫虫鸣,和泉水从岩壁滴下的声音。云南东大门胜镜关,我一边研究准静止锋在牌楼东西两侧造成的不同影响(朝向贵州一侧相对湿润,长有青苔),一边体会当年旅行团来到万里无云的云南,感叹“云南如华北”的心情。也许,重走一条80年前的老路这件事本身就是互文吧。

湘黔滇旅行团行军路线图(杨启元绘)

而当我一步一步把这条路走了下来,准备从长沙一路往西开写时,我发现不可能不往前延伸,继续问一个问题:他们又是如何抵达长沙的?

想象一下,在81年前的那个深秋,你想要离开已经被日本人占领,飘扬着太阳旗的故都北平,而南下的平汉津浦铁路都已无法全程通车,你得先前往天津,100多公里的路程火车要走十来个小时,因为每站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,在天津你上了海轮,挤得水泄不通,厕所和垃圾桶上面都是人。船接近还未沦陷的青岛,你终于感到心头一阵畅快,但马上面临一个难题:是在青岛上岸,还是继续南行到上海上岸?在青岛上岸的好处是,从这里可以转乘铁路南下,但风险是鲁南苏北一带轰炸较多,一旦铁路中断,被困山东,人生地不熟。在上海上岸的好处是,前往长沙的路线较多,不必困死一线,实在不行租界还可以避难,但风险是长三角已是战区,没有什么是说得准的。你最后决定在青岛登陆,经胶济铁路到济南,转津浦铁路南下徐州,这一段路你遇到了四次空袭警报,每次警报一响就得停车,旅客自行下车,步行到铁路线二里之外躲避,同时火车头抛下车厢,寻找掩护(日机专寻车头轰炸)。到徐州后,转陇海线西行到郑州,在郑州车站,你看到了人山人海的难民,许多是女性,车站墙壁密密麻麻贴着上千条纸条,都是留言给失散亲人的。在郑州你又转平汉线,火车到深夜才发出,人太多了,许多人不得不从窗口爬入,到汉口再换粤汉线——这已经是你经过的第六条铁路线。为防空袭,车身涂满黄绿青灰泥土枝叶色的油漆,在一个东方微白的清晨,你终于抵达了长沙,此时,离你从北平出发已经过去了13天。这是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浦薛凤的故事,在战乱年代几乎可以称得上一路顺利了。

纪录片第二集中郑天挺(左二)与罗常培等教授在天津车站

倘若你因为维持学校工作,动身得晚了一点,初冬才离开北平。你在青岛登陆,发现胶济线也中断了,只能乘海轮继续南下,此时的上海已过于危险,你继续南下直到香港上岸,又因粤汉铁路被轰炸,无法从广州北上,只能乘船溯西江至广西梧州,取道柳州转桂林,由公路入湘,经衡阳到达长沙,此时距你离开北平已经过去了一个月,而你抵达长沙后才知道,首都南京已于前一日沦陷了。这是北京大学秘书长、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故事。

《西南联大》纪录片采访了郑天挺的次女,94岁的郑晏。1938年的那个初冬,她去火车站送别父亲时,都还不知道父亲要去哪儿,因为父亲觉得她们还是小孩,不必告诉她们。她就记得父亲跟她说:你每个月去沙老师那儿取100块钱(作生活费),让她当家来照顾另外四个兄弟姐妹。郑天挺重回北平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,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是:劳苦功高。73年过去了,郑晏面对镜头转述这句话时,说了两次,她的嘴唇好像在发抖,令人动容。

纪录片中,郑天挺和孩子们在车站告别的插画

纪录片中,郑晏忆及八年之后与父亲见面,郑天挺说的四个字:劳苦功高。

美国学者易社强在其著作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的导言中解释了,为何虽然“传奇故事”(romantic history)在学界早已过时,他仍然把联大人的言行和性情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,“一部缺乏人物、只有数量化的非人性力量交互作用的史书,必然是一部干瘪苍白的历史,不仅缺乏可读性;而且,根本上会更不准确,因为它忽略了鲜活的经历”。

在中文世界里,西南联大成为热门字眼已经很久了,好像人人都能说上一两嘴教授们的八卦,或者师生躲警报时的段子。年初的电影《无问西东》(虽然不无尴尬地试图再造传统)更把它的传奇推向了最广泛意义的大众,但其实,在中国大陆,关于联大的叙事不过是最近三十多年才开始复苏的。

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或许仍然是,How did it get there?传奇,或者说神话是如何被讲述出来的?我仍然相信联大传奇故事的价值,尤其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之中,但我也很希望能观看或者读到一部“联大叙事史”,讲述1980年代以后,随着社会环境的演变,联大的校友以及周围记录者如何打捞、复活乃至重构这所已不复存在的大学的历史。

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

而当我从长沙往平津,一路追溯到“那里”(there),我发现我还绕不开一个问题:国难之时知识分子的选择。郑天挺离平赴津当天,清华外文系与历史系合聘教授钱稻孙也赶到天津,劝他不要走,要为北大着想,一走北平就垮了。郑与之辩论很久。辩论的内容已不可知,后来钱稻孙出任伪北京大学秘书长,1940年又任校长,抗战胜利后,他的后三分之一人生都在为这个选择买单。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,会发现“那里”还应该包括整个1930年代北平知识界的风起云涌,譬如左翼思潮对学生和师生关系的影响。又譬如,在与军阀和政府的一系列博弈中,清华教授治校传统的确立——后来教授评议会机制大致不差地被移植到西南联大,才在制度上确保了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“大学之大”与“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”。

易社强说,传奇故事之外,之所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去研究西南联大,“是因为它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、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”。正因为如此,所有西南联大故事(尤其是宏大故事)的讲述者都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:如何处理传统的断裂与失落?相对诚实的办法是把叙事截止于1946年三校复员,徐蓓正是这么做的。而如果要往后延伸,那就把重点放在联大与云南本地文教资源的互动,以及联大带给云南的遗产,这正是最后一集的主要内容。

旅行团印章印模及辅导委员会主席黄钰生私人签章(清华档案馆)

这部纪录片还有一种旋律我也没法忘记。那是第二集的结尾,终于走到了闻一多被暗杀这一“结局”,演唱《迢迢长路联合大学》的张蜀之,又为闻一多写给夭折女儿的诗歌《也许》谱了曲,并且饱含感情地唱了出来,“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,也许,也许你要睡一睡”。又一次,我被打动了。可我也忍不住要想,相比殉道的闻一多,当年同在湘黔滇旅行团一起步行三千里的其他一些人,比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(他是旅行团五位教授我最喜欢的一个),也没有更幸运。

这种时候,你没法不问一句:how did it get there? 但有时候,特别是意兴阑珊的片刻,你又会觉得,不如就不要去那个“there”,不要那个终点罢了,就好像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终于离开湘江码头的那个夜里,下弦月在满天繁星中升了起来,寒风飕飕地从江上吹来,带着汽船烟囱冒出来的煤灰,江上飘浮着冷雾,高高的土岸上,柳林里有乌鸦飞出。前面是迢迢长路,所有的人都年轻而满怀希望。

旅行团团员的途中小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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